《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当成立法范本

    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并于近日公布，公布之日起即开始施行。

    “11·16”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以来，校车问题牵动社会各界神经。人们关注校车事故，不仅是因为“11·16”事件触动人心，也不仅是因为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更是因为孩子为社会最需要保护的人群，他们所受到的保护程度如何，直接衡量着这个社会的安全系数和文明水准。

    当然，校车事故早已有之，陆续出现，只是因近年来出现频率高，且因“11·16”事件刺痛公众神经，政府痛下决心，开始努力构建校车制度、推动立法以期望根治这一顽疾。温家宝总理也在去年提到：“要把校车制度建立起来。”建立校车制度的直接体现，便是修改校车条例，通过法规的形式完善顶层设计。

    正是因为校车问题触目惊心，舆论关注空前集中，政府痛下决心，所以，新校车条例从修订、征求意见到正式出台，历时较短，立法效率令人刮目。从常规意义上的立法来说，新条例的立法进程倒不值得说道，但将该条例放置在巨大的利益博弈背景下观察，这样的立法效率确实值得称道。回顾公共议题密切关注的各类立法，譬如《行政强制法》、《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新《刑事诉讼法》等等，其间的利益博弈往往不容小视，立法进程往往步履维艰，有的至今仍无进展。以此观之，新校车条例的出台可算效率较高。

    新校车条例涉及到的利益博弈颇多，譬如政府财政投入问题。新条例通过硬性规定以保障充足的财政投入，以及充分的经费筹措渠道，都可称为亮点。但是，反观校车事故频繁出现时的社会舆论，呼吁财政保障投入在一开始并没得到积极正面的政府回应，一些地方政府以多种理由说明财政有限，难以保障，由此，私人经营的、各种不规范的校车服务间接上得到了正名。好在，新条例突破了这一层阻挠，舆论共识之于立法的影响，由此得到了积极体现。

    再如，新校车的标准问题，也充满利益博弈。校车标准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但由于保障安全的标准会提升产业门槛，甚至改变企业竞争格局，企业间遂对标准产生了争议。虽然是利益之争，但各自提供的是种种技术上的理由，甚至是否参照欧美标准还是符合国情的争议也被有意放大。今年1月5日起，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主持共十部委参与的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厂家认为，新标准倾向于某一厂家的生产标准，对其他厂家不利；另有厂家认为，新标准向欧美靠拢是不合国情的。种种争议，均避开了校车标准如何汇聚产业经验、技术经验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由此变得明显。值得庆幸的是，新条例没有屈就企业生产现状，而是以高标准引领企业生产。在这一点上，新校车标准的制定可为其他国标提供借鉴，譬如食品标准。

    新校车条例立法效率值得称道，那么，其原因何在？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并非简单地表扬政府，而且，光靠重视不足以实现制度的效率。但仍然值得欣慰的地方在于，社会问题的吸收和反馈，出现了良序互动，这也让我们可以相信，问题的纠偏，是有可能得到及时解决，并诉诸于法律法规和制度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