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暖气听证会俨然成了一场新闻宣传会
10月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政府网站上发布了《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此前一段时间，与价格听证有关的新闻甚嚣尘上，争议不断。
先是新近公布的公交地铁优惠方案中，并没有包含“羊城通八折优惠”。而这项优惠是在年初听证会上达成的共识。远在郑州，天然气调价听证会征集13名消费者代表，应者寥寥。9月底，同样在郑州，该市暖气听证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供热企业尚未申请，就已经有媒体发布了听证会的新闻，程序严重颠倒。
有不少评论说，听证会听而不证，只听不证，而且逢听必涨，已经成为一种行政作秀，难怪受到消费者冷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听证会制度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达十几年之久，而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人们的态度从最初的追捧，到如今的冷落，让人不禁想问：听证会为何会听而不证？将来又会走向何方？
年逾六旬的韦武可以称得上是“听证会专家”了。他住在深圳，退休后，参加听证会成了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从2002年起，他参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就有十几场之多。慢慢地，他成了圈子里的名人。有时，省里或市里召开听证会，有关部门还会推荐他去参加。
9月27日，韦武接到了广东省物价局发来的省公路客运票价调整听证会的准备材料，开始了忙忙碌碌的调研工作。“我之前只是关注，这次我调查了好多省份的公路客运情况。比如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河北、北京……还有省内的云浮和肇庆。”
和韦武几乎同一时间接到材料的，还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付春光和广州南方高速客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恩。三个人，一个是消费者代表，一个是专家代表，一个是企业代表。时隔多日，说起10月21日举行的听证会，他们仍有很多话想说。
半数代表反对涨价
这次听证会，由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提出调价方案。说是调价，但在方案以及后来的讨论中，都被理解成“涨价”。涨价的理由也很简单：成本上升。
早上8时30分，听证会开始，包括韦武、付春光、刘国恩在内共有28名代表出席。按照之前的预计，每位代表发言时间5分钟，会议将在11时30分结束。“我之前在预备会的时候就提出过，时间太紧了，每个人5分钟，一个上午的时间不够。”韦武说，后来，会议还是一再延长到了12时30分才结束。
为了这次听证会，韦武特地准备了发言稿，其中包括给政府的十条建议。“我超时了，主持人提醒我了。”韦武告诉记者。刘国恩的发言排在第27位，他不得不在3分钟之内说完。由于时间关系，之前安排的自由辩论环节也不得不提前取消。
当天，28名代表几乎涵盖了各个阶层。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学生、公务员、公司职员和运输公司负责人。几乎所有人都预料到了最后的投票结果。与会的28名代表中，有9名代表赞成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提出的调价方案，有4人是原则上认为应该提价，但提出新建议；明确反对提价的有15人，人数过半。
事后，刘国恩觉得有些委屈。“消费者代表有10个，企业的才5个。”韦武说，这是不了解听证会规则。“代表多不代表票数就多。”一般来讲，听证会消费者代表都不少于10名。“价格听证本来就是要听消费者的意见。”而根据最新公布的《办法》，“听证会参加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
韦武说，这次听证会并没有达成共识，不能算太成功。“当时讨论的只有一套方案，如果能有备选那就更好。”但他也说，这次听证会能让双方都把问题亮出来，组织方面也很规范，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听证会越激烈越好
到底怎样的听证会才是好的听证会，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看来，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我说，听证会越激烈越好。意见一边倒不好，作秀也不好。”韦武说，他以前参加过辩论激烈的听证会，就像开批斗会一样。“尤其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时，比如医疗。” 从2002年第一次参加听证会到现在，韦武最大的感受是，以前听证可能在于把价格理顺，各种公共商品价格都有降价余地，然而最近的经济形势不好，也难免让各方在价格上更难让步。付春光说，自己既是专家身份，同时也是一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来说，第一不希望涨价，第二，如果非要涨价，也不希望涨得厉害。”
对于投票结果，刘国恩之前不是没想到过。“现在的票价是2002年定下来的。那时油价有多低，现在油价有多高？”刘国恩说，公路客运这块并不属于公益企业，其实都不用走听证这条路。“但我们还是同意听证的。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把意见表达出来。现在，不管结果怎样，这个平台还是很好的。但具体到是不是涨价，许多消费者不一定了解这个行业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承受不了了。套用那句老话，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消费者的意见我们也接受，但是我们的诉求也是合理的。”
事实上，韦武很理解刘国恩企业面临的困境。在调研中，他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企业的成本压力上升。“这个行业其实和千家万户都有联系，尤其是农民工。但是企业的情况也不得不考虑。成本上升，又是高危行业，这是客观事实，他们提出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但乘客反映的票价乱、卫生差、坐车难的情况也存在。”韦武说，这次客运企业只说了涨价，但并没有承诺要提高服务质量。“我觉得，调价最好是由政府和企业消化掉成本，而不应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事实上，政府是否可提供财政补贴、是否可以实行油价联动，都在这次听证会上提出。
然而，具体是否涨价，是否有其他配套政策出台，还没有最新消息出台。“开完听证会，我们就等着政府的决定了。”刘国恩坐在长途大巴上，不断重复着。
听证会发展速度超快
这次听证会只是诸多听证会的缩影。消费者反对涨价、企业要求涨价，也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而目前最受争议的，却是听证会投票结果反对涨价，而事后还是涨价，所谓听证会变成“听涨会”或者“听而难证”。那么，听证会原本是什么样子呢？
从最初受到追捧，到如今备受冷落，听证制度进入我国已经有十几年时间。听证会起源于英美，人们常说的价格听证实际上也是个舶来词。慢慢地，听证制度已经进入到立法等领域。
记者了解到，听证会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作出回应，否则相关行为可能因此而无效。
听证会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按照行政法学专家杨小君的说法：“价格在1990年时变动很大，涉及的面非常广，老百姓也觉得，这么切身重要的事情，总要听听我们的想法吧？到那时候为止，听证都是一种朴素的想法。但当时要求加强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意识在起作用，学者也好，官员也好，在立法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就想把听证制度塞到法律里去。大家突然觉得，在中国的现状下，既有可能得到实施，又不虚无缥缈的制度，似乎也没有什么比听证更好的了——听证就这样变成了灵丹妙药。从行政到立法到司法到事业单位的管理，从国家赔偿到学校开除学生，都开始应用这个制度。扩展速度之快，出乎当时倡导者的意料。”
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这就是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1998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首次将价格听证制度法制化；2001年8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实施则为价格听证提供了操作依据。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召开的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出现在2002年，讨论的是铁路价格。现在举行的听证会，也多依据2002年11月22日发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
据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共召开了8000多次听证会。中山大学曾举行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的价格听证会。北京也举行了全国首次关于处罚自考作弊者的听证会。最近，甚至有手机厂商对新品进行公开的价格听证。
最近几年来，医疗价格、水价、管道煤气价、地铁票价都要进行听证，然而，在众多的新闻中，却鲜见听证之后降价或者价格不变的消息。“听而难证”名副其实。
“听而难证”面临转机
今年1月，广州市举行公交地铁票价优惠方案听证会，尽管听证会上有代表对听证方案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最低优惠至少保持8折方案是听证会的共识。听证会后，方案一直处于修改中，到今年7月，市政府表示将三年公交补贴18亿元，算下来平均每年有6亿元。而根据听证方案测算，8折优惠的政府补贴为5.6亿元，8折加上月通票需要每年补贴7.329亿元，后一个补贴方案超出6亿元。有媒体猜测，这也许就是9月28日公布的正式公交地铁优惠方案中，羊城通8折优惠悄然消失的原因。韦武也说，之前深圳曾就出租车价格问题进行听证，事后一直没有实行。“现在看起来未必是坏事，油价那么高，降价显然不可能。”
然而，这并不是听证会原本的含义。“听而难证”，甚至完全否决听证会的决议而不进行告知，这无疑是对听证会的滥用。杨小君说，今天很多听证会沦为一个摆设，专家学者甚至政府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这说明，制度的关键是用在谁手里，在那些主持听证会的官员那里是否形成了依法行政的理念。听证是一个善良的制度也是一个软弱的制度。在守法的人那里用得很好，但在某些人手上，难免变成滥用权力的幌子和招牌。
关于听证会的争议，还在于政府物价部门往往作为“法官”主持听证会。韦武说，目前很难找到比物价部门更合适的机构来组织听证，但物价部门可以委托其他机构主持。
听证会，作为一种听取民意的民主决策方式，听证会让寻常百姓以及其余各方能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共同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行政开放的表现。然而，如何能让听证会真正落到实处，还值得讨论，更多的信息公开也许可以帮助解决。
可喜的是，在12月1日即将实施的《办法》中，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的意见。定价机关根据听证会的意见，对定价听证方案作出修改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再次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征求社会意见。
如果还是“听而难证”，至少将来，人们可以期许知晓其中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