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以BRT为鉴 健全公交优先的决策机制

　　广州快速公交(BRT)于前日开始商业运营。就像它在试运行期间一样，出现了某些细节问题，如专用道不专用，安全门有故障，护栏低容易跨越等。此外，BRT巴士几天来都发生了与其他车辆或行人的轻微交通事故。依据春运交通的特点，预计在元宵节前后，返穗车流和客流剧增，BRT将承受全方位的考验。交通部门和全城市民都在等待承载压力的正式到来。

　　BRT之所以受到严重关注，是因为它亟须给出一个答案。对决策部门和参与的行政系统而言，需要以此印证上马这个项目的合理性，进一步论证公交优先战略。从此前交委的一系列表态看，这种心情是迫切的。对沿线居民来说，同样需要衡量BRT在常态情况下的效用，亦即对缓解公交郁结的真实效果。无论何方，共同的要求是获得一份实事求是的运行评估。

　　那么，什么才是评判BRT是否成功的标准？评分比重是以决策部门的调研为重，还是以公众的公交体验为主？相信这在运行一段时期后，必然会成为舆情分化的焦点。在新的争论主题到来之前，现在的问题是将BRT纳入公交优先的整体框架考量，不作孤立理解，而是将其与公交票价优惠、地铁建设等量齐观，检讨项目决策与市民体会间的联系。

　　基本常识是：BRT不等于公交优先，它只是实现后者的一种手段。公交优先对广州交通的指导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但目的正当并不顺势推导出手段方式的必然合理。就好比从今年元旦起执行的公交优惠方案，数载争执之后，仍然未合众意。再如地铁三号线，提前竣工改善城郊交通，可是所挂车厢稀少，周转不力，引发如潮不满也是事实。

　　公交方面的细节瑕疵或可以弥补，给予时间和财力，类似BRT安全门的小毛病都可以修缮。不过，从上述三种类型的公交行政看，所谓的公交优先在被谈论时，它并非天然地正确或不可反驳。实质上，公交优先属于公共财政问题，是重大的公共决策，是广州是否宜居的大众感知之一。公交优先不外乎人，市民群体及其合法代表应该对公交优先决策具有更具体的权力。

　　自BRT项目开工至今，中山大道沿线居民就有不同声音，他们自认为被公交优先战略漠视了。从地铁分布图上可见，这个人群超密集的狭长区域是空白，没有被地铁覆盖，而是留给了BRT项目做实验，几十万人的生活就此改变。BR T自始至终，即便是利益直接相关者也没能置喙于决策过程。公交优先对市民参与决策的布置不够周详得力，已迅速成为民众公交郁结的一部分。

　　广州实施公交优先策略，得益于宽松的公共舆论环境，市民对公交项目的批评有充沛的展露。但问题是要改变说归说、做归做的隔阂。其实这方面是有决策工具和法规可资利用的，例如广州市人大拥有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审核权，程序上能为民意与政策的和解提供制度化通道。BRT引发纷繁争议，作为借鉴的例子，若要公交优先继续往前走，用实操充实公交优先的决策机制不可缺。

　　中山大道BRT试验段之后，如何确立BRT在广州公交优先布局中的位置，是暂缓推广还是扩大建设，即将成为交委不可回避的质疑。而诸如此类的公交项目也会出现在地铁线路设计、公交公司财政补贴乃至于票价定制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透明的决策平台来承载公义，释放公交出行之怨、之怒。纵向来看，广州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从不缺乏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