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南京一个“政策召回”的做法,给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精准定位带来不少启示——
该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市内公交市场进行改造,将原先一家公交总公司分割成“三驾马车”,冀图以此来激活市场,改善市内交通,政府也甩了财政包袱。但多年过去,人们发现这个包袱甩不掉,因此该市决定,加大对城市公交行业的补贴力度,改变以前将其全部推向市场的做法——历经“下海”后又湿淋淋地“上岸”,政府理解并回归了自己的职责本位。
公交和出租车,都属于城市的公共交通范畴,城市须臾不可离。这个公共领域,投入成本大,利润“回收率”低,因此注定了它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但遗憾的是,国内不少城市都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纷纷以改制等方式,将这个领域“打包”后,抛绣球般甩给了市场。在这个领域开放之初,确实来了不少民资接手者,但当发现利润实在微薄时候,他们依然会向政府要补助,甚至有的企业会“偷工减料”,削减市民的公共福祉。市民一旦感到生活的不便,板子还会打在政府身上。近年来各地市政公用行业在行风评比中频频“垫底”,就说明了这一点。政府进行“政策召回”,表面看是“折腾”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但其实质却是城市管理者对事物认识的深化,是“否定之否定”。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已然认识到城市公共交通的公共属性,接下来该如何作为?是提高市民享受服务的门槛价格,还是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这是政府面对的一个关于“帕累托最优”的多项选择题。提高公共服务价格,当然是个选项,但市民会边掏腰包边抱怨。而加大财政投入,恰如税务的来龙去脉,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正是眼下国内公共交通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要配之以合适的分担机制,比如出租车公司要出钱,乘客也有所分担。
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职责回归,提示我们,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同时,更应当花费精力做市民的“服务生”,让市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由此想到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是为治安管市民,还是为市民管治安”的深刻命题,实在是值得所有的城市管理者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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