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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抗震救灾所见所感——地震记(2)
文章来源: 《汽车商业评论》 贾可 邱灿 孙兆鹏 发布日期: 200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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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7日  晚7点左右    东汽宿营地

贾可:读卡器、秦皇岛志愿者和电热壶

    东汽厂大院的空地上扎着许多帐篷,这里显然是很多队伍的大本营。重庆惠通陆华路虎汽车俱乐部在这里摆了一溜长桌,这个时间,有几个人坐在那里,显得非常悠闲。他们中有人问我是否有读卡器,很遗憾,我没有带。

    感觉到今天这里的营救已经是到了收工的时候了。很多桶消毒药水已经准备好,消毒人员戴着喷雾器在给人消毒。有打着“红军团”旗帜的军人还排着队往厂区赶,他们手中的武器是各种各样的铁锹。

    我见到了一位来自秦皇岛的志愿人员,他叫张绍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8岁,正在上小学一年级。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在第二天晚上就告别家人,坐火车出发前往灾区。

    高大魁梧的张绍启带着一位去年刚转业名叫王一南的军人在秦皇岛坐上从四平开往西安的K128次列车。刚上车的时候,只有他们两名前往灾区的志愿者,但是到目的地的时候,这个队伍已经是30人了。

    张绍启上车之后就找列车长,然后通过广播询问有无去四川的志愿者。同时,他满怀激情地在车厢里歌唱郑中基的《真朋友》,你知道的,这首歌的歌词中有这么感人的一句——你是真心的朋友,付出之后不求回收;而王一南的歌则是军人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二三四歌》。

    两位志愿者到西安后又赶上了灾后第一趟前往成都的K165次列车。在他们前后坐的两趟列车上,他们一共召集了28名志愿者。张绍启对我说:“从河北上车要穿过四五个省到达灾区,每隔一个省都有一个省的志愿者,有的是一个人的志愿者,没有方向、没有组织,所以我们就组织在一起,力量更大。”

    这个志愿者队伍里,有学生,有退伍军人,有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他说:“思想进步最快的就是学生,兵退伍在家也是兵,永远都得战斗。还有咱们自由职业者,时间比较宽裕,经济也比较富裕,有条件出来干活。”

    从西安到成都的列车为给物资车和运兵车让路,一路走走停停,行程极为缓慢,为尽早到达灾区,张绍启决定在四川达州下车。下车后,他们找到达州运政,运政人员对这些志愿者非常支持,带他们到达州汽车站,临时安排一辆中客把他们送到德阳。

    我在网上查了下达州运政的情况,搜到四川交通局网站上的如下信息:“5.12”地震发生后,达州市交通局迅即于5月13日指派市运管处在成都设立了前线指挥所,负责对达州救灾车辆的统一调度指挥。连日来,前线运政人员不顾饥饿和疲劳,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有力确保了救灾人员和物资第一时间送达灾区。从张绍启的经历看,这样的报道确实没有任何文过饰非之处。

    15日下午到德阳后,30名志愿者接受团市委的安排,投入到了抗震工作中去。16日,他们来到汉旺东汽中学,具体的工作就是搬运物资,给尸体消毒。“昨天在中学里,部队就挖出了大概40具遗体。现在,有声源的地方都到过了,估计能生还的不多了。这个救灾程度比唐山要难。唐山是平原,这地方是山区。”

    17日下午,张给他的志愿者队伍开了个小会,告诉他们,“只要我们自己不趴下,不晕倒,不病倒,就一直战斗下去。在这里工作一天就工作出一个样子。只要能奉献的东西都奉献给灾区。”

    “是什么触动你到这里来的呢?”我还是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他,虽然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他说:“我对灾区有感情,我老家是唐山人,我出生在那里,生长在那里。”但是随后他又说:“我从秦皇岛来,代表秦皇岛人的心,这关系到秦皇岛对灾区人民的心。”

    以上是我在给我的相机充电的时候对张绍启的采访。之前,一些军人在向他打听志愿者来到灾区的情况。我的旁边就是一部发电机在发电,两个插座上几乎插满了手机充电器,更多的是万能充电器。有个军人拿着电热水壶要过来烧开水泡茶,被另外的军人挥手制止了,因为这个插座不堪负荷。

    能看得出来,那个电热水壶非常新,似乎还从没有用过。现在这个时候,能够喝上热水并且泡上茶显然是件奢侈的事情。就在刚才,在东汽厂厂房边上,我见到一位消防队员,蹲在地上,正在往嘴里倒方便面渣,看起来已经是没有了,他还在使劲地往嘴里倒,头尽力往后仰,仰得已经不能再仰了。


2008年5月17日  晚6点半左右   东汽宿营地

贾可:台湾搜救队长说,这个爱心应该在社会上不停地激发

    在采访张绍启的时候,志愿者老李不停地给我电话,我知道他在东汽厂外已经等我等得着急了。下午4点半就在等我,估计他是在等着捎我回成都。但是我却是想要留在汉旺了。

    我告诉老李,我必须还要继续采访,同时,我让他们等我,我想听听这两位一直伴随我的云南人今天有什么感慨。但是现在,我必须还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一点什么。有人告诉我,东汽厂情报档案大楼旁边的办公楼地震一下埋了1000多人。进进出出那么多军人和消防官兵却显示出这里的灾难确实不轻。

    又有消防队伍在集合准备回营,那是来自昆明消防的官兵。他们在东汽厂焊接分厂外面的道路上列队,立正、报数。我有点漫无目的地在观察着这个战场,弥漫着消毒药水味道的这个战场在黄昏之下显得有些压抑。我就站在那里,看消毒人员给消防官兵和任何一个需要消毒的人消毒。

    大概是在晚上6点37分,忽然一个戴钢盔穿桔黄色作业服的专业人员牵着一条黑色拉布拉多搜救犬从我身边经过。那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来自台湾的搜救队伍。我后来知道,当天清晨,他们来到此地将大本营驻扎在东汽厂前的帐篷里。

    那个穿桔黄色衣服的搜救队员将搜救犬带到两个帐篷之间的一个狗笼前,他打开笼门,狗温顺地钻了进去。这条名叫贝莉的狗曾经在日本训练过,在台湾搜救队22名成员中,它是其中的一员。

    台湾搜救队由穿桔黄色衣服的台北市搜救队和穿藏蓝色衣服的红十字救灾队组成。他们16日下午3点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直奔成都,随身携带的有生命脉动探测器、光纤影像探测器、医疗器财、卫星通讯、后勤器材等,以及7天的粮食和饮水。

    现在,凌晨到达汉旺救灾前线的台湾搜救队员们表情肃穆。他们在用白布擦拭自己的工具,包括长长的能够折叠的生命脉动探测器。我问胸口贴着名字为林岳璋来自红十字救灾队队员,今天是否搜救到了活人。他很沉默,让我去问队长。队长正在帐篷一侧的空地上给相关人员布置工作。我们就在旁边等待,有的搜救队员拿出类似于空气清新剂一样的东西在往身上喷,从头发到脚底。

    台湾中天电视的记者也在旁边等着采访。我靠着栏杆看旁边铁路线旁刚刚回来的消防官兵的一举一动。有人端着一脸盆水过来,赶紧有人拿来了一张椅子,脸盆就放在上面,这样劳累一天的官兵们就无需再弯腰洗漱了。就这么一盆水,大家一个接一个在洗,有的队员则直接用钢盔接水洗脸和臂膀。

    志愿者张绍启在搬一箱箱武警低腰迷彩作训鞋。有的人开始吃盒饭。我钻进了一个悬挂台北市搜救队旗帜的帐篷,里面用纸箱搭建的桌子上摆着电话机,而旗帜旁则是写着关于当天救援情况的白纸板,全是罹难的字眼。

    张绍启找我要让他的志愿者队伍和台湾搜救队合影。我的相机基本没电了,但是最后还是抢拍了这个场面。这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亲人的合影,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会为这样的齐心协力而激动不已。

    台湾搜救队队长叫欧晋德,1944年生,福建省永安市人,现为台湾高速铁路首席执行官,有过众多救灾经验。1995年在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任上曾参加过日本阪神地震的搜救工作,在台北市副市长任上曾担任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总指挥。

    欧晋德接受了我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专访。他对我说:“我在现场看到有唐山、山东、河南、广东来的人,各个部队都在同一个地区里面一起工作,我觉得很感动。有这么多的力量,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应该多去重视这一点,有这么多人愿意替不认识的人付出,这是一个很大的爱心,这个爱心应该在社会上不停地激发,这对以后的救灾重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欧晋德拥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土壤力学博士学位,是台湾第一位大地工程博士。5月19日,长安福特总经理沈英铨对我说,欧是他非常尊敬的学长。我后来得知,5月18日,台湾搜救队尽管仍然没有搜救到活人,但是却抢出了两条小狗。欧晋德说:“小狗也是生命。”

2008年5月17日  晚7点半左右   通往清平的山口

贾可:此行的全部价值就是为了送这两个矿灯
 
    老李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和赶上来的宇通的两位同志一起坐他们的越野车下去。东汽厂外面许多人围在一起正在等着捞上一碗稀饭。已经是晚餐的时间了。我此刻所看到的景象是在几辆奥迪车、一辆被震坏的别克GL8、帐篷及灾民、志愿者和其他分不清身份的人在一同分食一桶晚餐,这样的情景,几天之前我们绝想不到。

    除了中午吃的一根黄瓜以外,我到其时并无进餐,但是毫无食欲。这个时候,我竟然为自己感到不快。我们认为老李是来凑热闹,但是我们自己呢?

    我下车去找老李,他已经在下面了,脖子上挂着口罩,神情也是肃穆。小丁告诉我,他们去了几公里外的地方,那是进入山区的地方,路已经被山体塌方损害,无法再进一步。小丁给我看了他用手机拍摄的塌方场景。他告诉我,还有很多灾民正从山里往这个山口下面的水路出来。

    我立即往这个山口去。直到那时,我们进入的灾区还都停留在道路能够通行的地方,尽管灾情已经惨不忍睹,但是山里的镇,特别是山里的村,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究竟如何?

    我跟老李说,再去那个山口吧。宇通的大客车来了一辆,他们的SUV就跟着我们一同前去。就这样,我们在黄昏中前往今天的又一个目的地。

    一辆四川牌照的保时捷卡宴贴着抗灾救灾的口号在道路上行驶,不知道这是谁的座驾,但是在大难来临的时候,它能够出现在这里总是让人有所触动。

    晚上8点钟,到达山口,我让老李将车开到离塌方地最近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收费站,但是现在它要收费的公路已经荡然无存。天已经黑了,我看到了解放军。他们中有人喊,谁有手电筒,他们要进山去找人。我连声喊“有”,然后飞奔到车里取下我的包,从里面搜我带的两个矿灯。一下子没有摸到,在当时气氛下,我的念头是,如果拉在了如家酒店,我将追悔莫及。

    矿灯找到了,两个士兵带到了头上。在暗夜里,我忽然感到此行的全部价值或许就是为了送这两个矿灯。山涧里还有解放军士兵在活动。已经有人说今天晚上还要有地震,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就在我在塌方处寻觅的时候,突然从里面钻出一个年轻人,把我吓了一跳。

    他叫袁小波,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钢盔,穿着七分裤和球鞋,浑身泥土,神情坚毅而又凄凉。从早上8点出发到我们见到他已经整整走了12个小时的山路。“这里面太多的山了,”他叹了口气对我说道。小孙赶紧给他拿了矿泉水,志愿者小丁则从车里将他们从云南带的粽子又拿了出来。

    袁小波在绵竹上班,女朋友是东汽中学老师,死于此次地震。他在绵竹农贸集团上班的父母和1000多人在山里一个名叫伐木场的地方遇困,他昨天早上前往山里准备营救,但是到清平之后就再也上不去。清平通往伐木场的路被堰塞湖封住了。

    先前曾经去过秦皇岛一个名字叫做燕塞湖的地方,我曾经认为这个名字是相当美丽。但是今天到了这里,我才知道秦皇岛的燕塞湖或许以往就是堰塞湖,而堰塞湖是个多么恐怖的名字。它是两座山在地震中挤靠在一起将先前的河沟围成了的新湖泊。清平以上的这个堰塞湖形成后,路断了,上面伐木场的人们无路可走。

    “我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父母活在里面,6天没有吃喝了,跟死有什么区别。”袁小波说,“还有一个村完全被埋在下面,根本不可能出来。”他说的那个被埋的村庄是清平乡的王家沟。地处两座大山间的这个村庄,5?12地震发生时,两座大山发生移位,相向合拢,形成一座新的山峰,王家沟瞬间被整体掩埋。

    我听到戴着我送的两个矿灯的战士还想带人进入山区搜救,但是一个军官阻止了他们。我突然血往上涌:“为什么不能去?你不知道上面还有人吗?他说:“晚上太危险了,而且路上还在塌方,当晚还有地震和降雨的预报,不能盲目进入了。”

    我转而又问袁小波:“你为什么昨天才去山里救父亲呢?”

    他说:“解放军进去了,山里有人出来,我们才敢去。”

    “没有找到父亲,你为什么现在就出来了?”

    “现在必须下山了,上面要是再待上一天,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

    根据袁小波的说法,当时大概还有1000人从山里出来,其中包括昆明军区的400多战士在护送他们。山上还有空军一个团的兵力,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撤。清平乡还有伤员等待救助,16日下午已经有直升机将正在当地旅游被困的十多名专家教授和工作人员救出。

    他说:“现在上面除了清平可以降直升机外,其他地方飞机根本去不了。伤员,老弱病残,自己走下来几乎不可能,我们一个人爬都还很困难。”但是这个小伙子准备看情况再次进山,“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塌方的路口围了很多人,除了军人还有志愿者和昊华清平磷矿的干部,他们在等待从山里往外逃离的幸存者。我见到了一家三口从山里将老母亲背出的景象。这个母亲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头天上午赶往清平附近的天池寻找老母亲,置军人告诉他们前方危险于不顾,走了两天终获成功。

    他们说,后面还有4个云南军区的野战军战士正背扶着一个重伤妇女往山外赶,大概3个小时后能够出来。已经是晚上9点,天完全黑了。

    我希望老李将这些刚刚逃出来的幸存者带下山去,我让小丁去叫老李开车过来下山,小丁扭头跑过来说,老李不想走了,他要在这里待着,让我去叫。我赶紧过去,告诉他,这些灾民需要帮助,现在必须要下山了。

    看上去正在凝神思索的老李默不作声地将车在仅能并排两辆车的地方掉过头。连同我,一共有10个人坐进了他的三菱越野车。邱灿和小孙已经随宇通的车下去了。此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还有几个志愿者在那里留守。
 

2008年5月17日  晚9点左右  宇通大巴上

贾可:灾难是面巨大的镜子

    到山下和宇通车队汇合后,老李车上的灾民被转运到了宇通大客车上。他们要前往绵竹体育馆,如果按照上午来路,我们将改变路线。我告知宇通的褚俊红这个情况,他爽快地答应客车改道。很快,客车上又来了几个成都市红十字会和几个民间志愿者。

    根据采访计划和当时时间,我决定返回成都。老李说他要留下来,还要继续到山口去等灾民,然后把他们运下来。这个时候,我的内心突然感受到了震动,他和小丁,这两个和我们在都江堰相遇的云南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们是在做观光客,但是现实让他们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有点不合时宜地对他们说:“你们终于找到定位了。”

    我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我们坐着宇通的小车跟在宇通大客车后面,未几,大客车又停下了,邱灿匆匆赶下去了解的情况是,他们在等待一批志愿者,他们神情凝重,好像失散了人。车就停在那里,大家非常焦急。

    采访被拒绝了,他们说太累了,但是神色紧张,他们并不是因为太累而不理我们。我突然大声朝他们喊:你们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就是这样当志愿者的?灾区还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这样离开了?

    一个穿着户外服装的志愿者小声对我说:待会,等车开来,我就跟你讲讲我们的事情。车再次启动的时候,他告诉我,或许这个地方明天要被限制流动了,上面要求他们赶紧撤离。而且据说清平的堰塞湖要塌,非常危险,所以必须离开。

    他不停地跟我说,今天上午见到的5个玩户外的志愿者刚刚进去,现在还没有出来。山里现在的环境比其他地方要险恶得多,一般人在这里就是玩命。

    他叫张勇,来自一群经常玩户外运动人业余组建的北京绿野救援队。汶川大地震后,ID号为远山凝碧的张勇和ID号为大雪封山的张辰以及ID号为小驴驴的邓帅,在几经讨论后决定要出发去四川救人。5月14日晚上7点,他们在马甸香草堂开会作出自费前往灾区的决定,然后迅速订机票和采购必要的物资。

    张勇是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的员工,只是找个朋友跟公司领导说了一下就来了成都。“我怕请假,头不批准。”他说。

    5月15日下午,他们带着应急物品和药物飞赴成都。在首都机场集合的时候,又有两位绿野网友加入了救援队的队伍,他们是网名是饥饥歪歪和不困,真实姓名是杨艳武和刘强,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他们决定参加,请假,订机票,准备东西,然后出发。

    晚上7点到达后,他们和成都市红十字会迅速取得联系。第二天早上,他们分成两批进入灾区。张勇、张辰和邓帅和成都红十字会一起,探路绵竹附近一个失去联系的小村子,然后带医疗组进去,杨艳武和刘强则被派往绵阳安县。

    杨艳武和刘强当天到达绵阳市安县小坝镇五福村,他们报告说,这个村子死了100多人,伤500多人,现在极缺物资,急需帐篷。而张勇他们则希望进入清平但是因为山体塌方、滑坡而未果,17日下午,他们绕道拱星镇找到了一个名叫灌滩的小村庄,看到了许多悲惨的景象。

    张勇他们和医疗队挨家挨户发放食品和水,同时把他们的要求记录下来。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有两个不满10岁的姐弟,父亲在地震中遇难,母亲遭遇强烈刺激已经疯狂,而爷爷奶奶则完全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

    张辰答应第二天再去看她们并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但是绿野救援队要求他们撤离的命令则使他们陷入焦躁之中。在回成都的客车上,张辰要求邓帅千万不能在论坛上发表他们所拍摄到的一些让人感觉惊悸的照片,同时还是强烈要求留下来明天接着去山里看他所承诺再见的两个孩子。邓帅要求他服从大局,三个人同来就必须同回,否则就是不负责任。张辰愤怒反驳说,现在这样回去就是不负责任。就这样,两个人在车上开始争吵。

    张勇说,早在今天下午,他们的头就不停地给他发短信,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退出去。“我说我们不能退,我们从北京来就是来救老百姓。”他说,但是头给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务必当天晚上撤回成都。

    绿野救援队的第二梯队已经在17日下午1点半到成都,第三梯队也已经买好了前往成都的飞机票。“我们现在想撤到成都以后,看能不能做些其他志愿工作,去不了清平我们就去卧龙。”在车上,张勇对我说,“灾难是面巨大的镜子,能够照出人性的美与丑。”

    晚上12点,我们到达成都。张勇他们要找他们的人汇合,我们则在四川团省委前和宇通的同志分手,然后打车返回如家快捷酒店。

    到酒店,我赶紧给手机充上电,然后给老李打电话,让他赶紧出来。我对于是否限制流动将信将疑,但还是希望老李能够出来。老李不愿意出来,非要问我理由,我说没有理由,他问是不是又要地震,我说大概是的吧。

2008年5月18日  凌晨1时08分   如家红照壁店

贾可:杜孝琴说,有动静的话,我抱着她跑得快

    回到红照壁的如家快捷酒店,上6楼,出电梯,眼前的空间里很扎眼地堆放了很多床、椅和柜子。早上出发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楼下的告示上写了这家酒店因为512地震有些客房遭到破坏,灾区的重建工作从这里已经有了体现。

    很多人说晚上有地震,我们则并未有太多想法。昨天晚上已经震过一次了,再震也没有什么。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当时最迫切想的是洗完澡后出去吃点热东西。轮到我洗澡时,小孙突然冲进卫生间对我说,地震了,你看,床边的这个吊灯晃得多么厉害。

    在冲澡的我并无感觉太大震动,只觉得有轰隆的声音,但是晃动的吊灯则让我清晰地体会到了地震的存在。准确的事实是,5月18日1时08分在四川江油市(北纬32.1度,东经105.0度)发生6.0级余震。我坚信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发生特大地震,就又放心去洗澡。

    洗完澡,我们准备出去吃点东西,外面起风了。敲邱灿的门让她一同出去,她说太累了,不愿意出去吃饭。电梯已经停了。

    如家的店堂已经有一些抱着被子的人,来自北京帮成都抢修应急处理电脑系统的两个工程师则已经背着电脑包站在酒店门口,随时准备冲出楼去。但是外面伴随着大风的是大雨,我们没法出去吃饭了。

    越来越多的人下楼了。有个脑袋上伤口被包扎的妇女的样子提醒我,这些在大堂里转悠的人就是来自地震灾区的逃难者。

    我跟这位头上有伤的妇女说:“不要怕,不会有大地震了。”

    “那天也是这样,地震过后,余震不断,十分钟一个余震。”她手里端着手机在不停地拨电话,“哎呀,怎么打不通电话。”

    她是在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实际上,当时她的父母就在成都城里,只是手机关了,她联系不上,但是明知手机关了,她还是在执着地拨电话。

    我提醒她说:“你再打都没有用,不如发个短信。”

    “对对,发个短信。”她看着手机自言自语。短信刚发出去,很快就有回信过来,她兴奋了一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但是最后发现并非是自己父母的短信,便又开始着急地拨打手机。

    这位映秀镇太平驿电厂的库管员,在5月12日大地震时,她跑到厕所躲避,但是头还是被掉落的砖砸出了口子。在地震的伤员中,这或许可以算是最为轻微的伤员了。而且这个最轻微的伤员全家并没有任何亲属罹难,但是她却对地震表现得非常惊恐。

    大地震后,她告诉我,映秀镇的人,大家都不敢跑,都知道山路的危险,没有吃的,就捡地上能吃的吃。打不通电话,但是大家通过收音机知道外面正在准备营救他们,心中才有了一丝安慰。第二天,探路的10多个战士就到了。第三天,空降兵又下来。

    “像我们这些就是轻伤,直升机不可能救我们。既然有人进来,我们就敢出去。”她说,自己15日就靠两条腿拼命跑跑出来的。她和她老公冒着山体滑坡的危险,一个钟头就跑到了漩口镇,然后乘解放军的冲锋舟跑了出来。

    “我的父母在都江堰都平安,他们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他们以为我在映秀不行了。”她说。到成都后,这位女士和她的先生都打了破伤风针疫苗,然后被太平驿电厂安排到了如家快捷酒店。

    在如家快捷酒店大堂里躲地震期间,这个头部受伤的映秀太平驿电厂库管员一直在给她的父母已经关机的手机拨打电话。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后来询问她今天晚上的余震感受时,我听她在说,这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已经是晚上两点半钟,十多个映秀镇的灾民还是在大堂里待着,有的在电梯口蹲着,有的在不停徘徊,老人、妇女和儿童则挤在沙发里。我注意到有个妇女怀里一直紧紧抱着一个小女孩,即使有空沙发让她放下孩子,她也不愿意。她对我说:“有动静的话,我抱着她跑得快。”

    妇女名叫杜孝琴,怀里抱着的是他弟弟杜孝军的女儿。弟弟和弟媳都是太平驿电厂的职工,看闸口的弟媳在地震中去世了,弟弟为了看一眼亡妻,并把她安葬,15日和他的一个同事从电厂赶10公里的山路去了闸口。电厂的领导原来准备等他们回到映秀镇后一起撤退,但是17日集团公司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撤回来。

    根据杜孝琴从今天最后一批从太平驿电厂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整个电厂只有4个人留在了灾区,一个重伤员,一个孕妇,还有就是杜孝军和他的同事。电厂已经把杜孝军的父母、女儿甚至包括他的姐姐都安排在了如家酒店。但是现在天下雨刮风,杜孝琴非常担心弟弟他们的安全。我安慰她或许明天他们就可能回来了。“明天能够到就算挺好的了。”她说,“现在泪已经留不出来了。”

    我看见了她眼里深深的哀伤,全家人都不敢跟5岁的孩子说她妈妈去世了。杜孝琴说:“今天晚上的电视,有个女记者在塌方的路上哭着报道的时候,孩子说想妈妈了,我就跟她说,你看这个路这么坏,你想妈妈也没有用。等路好了,妈妈就出来了。”

    大约到了3点钟,一些人开始重新上楼睡觉。我、小孙和后来被小孙叫下来的邱灿也重新上楼。小孙指给我看,楼边的墙壁有裂缝,我们床头上面的墙上也有裂隙。

2008年5月18日  上午10点    成都瑞风怡安店

邱灿:江淮汽车说,就算再花3000万,都要支持前线救援   

    抵达江淮救援中心的时候,李小云正在忙碌地接电话,调配车辆。指挥部的白板上写着这次救援的组织结构。她的声音非常的沙哑,由于昨夜的余震,她凌晨4点才睡觉。“工作太忙了,没办法,不过还好,我即便睡不好觉,精力也很充沛。”她说。

    地震当天,李小云正在成都。整个下午大街上一片拥堵,电话打不出去,只是偶尔可以发个短信,坐在车里听交通台的广播,一切都显得那么突然和无序。

    她说:“我们也确实很惶恐。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到7点半,在街上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挤满了人的大排挡,简单吃了点,回到入住的酒店,原本打算凑合住呢,进去一看墙体都开裂了,有墙面都脱落了,我们吓得提着行李找别处住,一咬牙决定找个五星住,可是找了几家都不给入住了,转悠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点的酒店,看很多人在登记,其中有很多当地人,这让我们心里踏实了不少。住下吧,晚上就听天由命吧。”

    通过广播和电视,他们不断了解到本次地震的严重程度,晚上八点多,江淮汽车多功能车营销公司领导的短信又到了:立即出动车辆救灾!李小云说:“这时我们也很茫然。”

    正好听到四川以东因抢修机站车辆缺乏的信息,他们立即与专营店联系把公司领导的指示传达给专营店:组织车辆实施紧急救助!专营店回复:立即执行!因通讯受阻,他们与相关部门联系非常困难,专营店只好采取发短信给电台播出江淮愿意提供车辆实施救助的信息。

    当晚绵阳政府方面传来信息,需要车辆接送官兵,这样,江淮救援的第一支队伍直接从绵阳店调出了7辆车凌晨奔赴现场。晚上,李小云在前线救援的一个同事发来一个短信:17点,我们进入汶川境内,汶川给我们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一个余震加大流体滑坡,风卷灰尘遮蔽了白昼,我们先闯过一段崩岩,躲到一块大石头下面,由河对岸的警察打手势,指挥我们冲向另一段崩岩,大小石头打向我们的车,车轮打滑,通过。

    5月13日一早起来,李小云还有回家的打算,可是看到这纷乱的城市感受着人们惶恐焦灼的心情,还有同事谢长勇坚决留守的决心,她也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早上8点,接到公司领导的指示:百辆瑞风、瑞鹰赈灾专用!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了,首先安排专营店与相关部门对接救灾事宜。在赶往瑞风怡安4S店途中,他们也在一直与电台、红十字会联系,所有的电话都占线。

    由于通讯不畅,电话联系效率非常低,李小云决定兵分两路:江淮的一个大区经理带一个人跑红十字医院和卫生厅,自己和另外一名大区经理、专卖店人员跑民政厅和救灾中心。4S店老总也同意她的意见,大家立即出发。

    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设在成都市公安局的急救指挥中心。他们通过门卫与指挥中心联系上。一开始,指挥中心说车辆基本不缺。李小云他们认为这么多地方受灾,送人和物品一定会需要车的。“他们说有需要再打电话给我们,这让我们心里有点对这个指挥中心产生怀疑,电台明明在播,需要应急救援,可他们什么态度。”她说。

    没办法,他们决定去民政厅,刚没走多远,指挥中心给打来电话,让回去,他们的领导要看江淮的车。他们详细了解了我们提供的瑞风瑞鹰,同时也表达了更需要卡车的想法,李小云立即报告了江淮公司高层,公司高层表示支持并让她联系江淮轻卡营销负责人。她说:“通过现场的对接,我们与救灾中心确认提供20台瑞风来运食品和药品,24小时待命,我们就这样变成了救灾大军的一支光荣的队伍!”

    在回4S店的路上,他们又接到瑞风大区经理那边的电话,卫生厅那边也急需救护车和卫生监督指挥车。回到4S店立即安排20台车:拆掉两排座椅、贴上车贴、做好内饰防护。忙了足足三个小时,20台车整装待发。

    有这么多车就需要这么多司机。四川电台、电视台播出江淮的招募信息。一开始有20名车友报名,之后车手和车主一起将近200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之中。一半是江淮员工,一半是志愿者。江淮多功能车营销公司总经理王朝云坐镇指挥。

    “我们是汽车公司中第四家对地震迅速反应的,但是我们是第一个上现场的。现在公司已经投入了1200万元。在前线的有200辆车,以后只能以5折左右的价格售出,这方面其实公司的资金损失也是相当大的;另外还捐献了价值200万元的车辆。”李小云说。

    江淮救灾车队的安排方向是政府一条线,媒体一条线,还有很多临时调用。“很多运送伤员的没有车,随时调用我们的车。我们有专门的热线,用车的可以联络我们的指挥部。”李小云对我说,“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队伍,我们的口号是最大限度创造性地完成指挥医务媒体一线往返和生命救援、救急物品的运送。”

    江淮救援中心分为7个纵队:第一纵队负责救灾中心和总参、第二负责四川省红十字会和卫生厅;第三纵队是负责新华社和四川分社;第四纵队是绵阳市总指挥部;第五纵队负责媒体协调;第六纵队负责绵竹救灾一线;第七纵队是电台发布和临时车辆的调配。

    她说:“这条街上几乎所有的专卖店都关门了,唯一开门的是我们,也不是为了卖车开的,我们是为了救援。第一天到这里来得时候,余震还很强烈,但是大家都在这里坚持着。我们所有人员的住宿、吃饭都是我们公司自己解决的。公司跟我们说,就算再花3000万,都要支持你们在前线救援。”

    “现在我们的车还不够用,我们公司自己又租用了30辆车。我们花钱调了20个司机、租了30辆我们的车子用于救援。现在车辆缺口还很大,我们还要调。”李小云说。

    5月17日,我们以《汽车商业评论》的名义找到江淮并非只是想听她讲述江淮的救灾故事,绿野救援队的血性志愿者早上给贾可打电话,他们发现没有限制流动,就要再回绵竹山区,希望我们帮他们找辆车。贾可就带我们迅速赶到了江淮的指挥中心怡安江淮4S店。很快一个赛车手驾驶着一辆9座瑞风赶到这些志愿者寄宿的一家洗浴中心。

    江淮令人感奋,绿野志愿者更加令人感奋。贾可希望他们将记录他们昨天救灾的一个小本拿出来拍张照片,他们说现在没有时间了。而云南的老李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昨天出来避震,但是今天又去那个山口了。
   
    中午的时候,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参加回龙观社区组织的义拍,将她两个最大最心爱的毛绒玩具拍卖了,得到的200元钱全部捐给灾区。我问她:“你知道我在哪里吗?”她说:“知道,在四川。”

2008年5月18日   下午3点钟  华西医院

贾可:类似丰田精益生产方面的课题

    早上起来的时候,小孙对我说,如果灾区不限制流动的话,他想留下来当志愿者,进山去搜救那些村庄里的幸存者。我问他,你能够做多少个引体向上?你能够在山里自保吗?如果不能就回去好好做我们的报道。

    送北京绿野救援队上瑞风车再去汉旺的时候,我看到了小孙羡慕的眼神。但是我们不能去。送走救援队,我们马上赶往华西医院。它是中国著名的医院,也是此次地震重伤患者首选医院。

    在华西医院大门口的饭馆里,我们吃我们今天的第一顿饭。很不奇怪,我们在饭馆里又遇到了地震的受害者。身上有瘀伤的李茂是映秀小学幸存的一位女老师,她正和她的亲戚吃一餐简单之极的饭。

    地震发生时,教五年级数学的李茂刚刚批完作业。感到地震的时候,她马上和同事从2楼的楼梯跑了出来。她的丈夫也是映秀小学的老师,不幸被埋在了废墟中,但是她已经无法顾及丈夫的死活了。

    地震后,女老师就负责清点和守护跑出来的学生,男老师就负责到倒塌的废墟里面救学生。校长一直都在第一线挖学生,受伤的学生马上送到医院去,因为没有药,就只能输葡萄糖。

    她说:“我们把学生转移到映秀电厂的篮球场。这里的地势比较高,考虑到如果有洪水下来的话,我们学校肯定马上就淹没了。有的孩子被家长领走了,其他的孩子有的离家很远,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安全、是否还在,我们就守护着学生。当天晚上下大雨,我们搭建的简易帐篷很简陋,不能让积水,一积水就要塌下来了,老师整晚都不能睡觉,一有积水就用棍子捅走。”

    映秀小学有463个学生和46个老师。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出来了,21个老师遇难。李茂的弟弟和弟媳都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但是弟弟遇难了,弟弟的女儿映秀小学2年级2班的学生则被迫截肢。

    “我弟弟的尸体已经挖出来。”李茂说,“当天出来的孩子心理影响还不是很大,后面出来的孩子心理恐惧很严重,床一动他们就喊地震了,毕竟他们在废墟里面的时间很久,我这次到华西医院来也要安慰和看望受伤的学生。”

    从这个老师的表情里面,我看不到过多的悲伤。此时此刻,如她所说的,学生比家人更重要,这是老师神圣的职责。这句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听到的一直觉得是空话套话的句子,此时此刻,是那么深刻的震撼了我。

    华西医院的骨科,住满了来自地震灾区的伤员。我注意到一个老婆婆,圆圆的脸,尖尖的下巴,满面慈祥的皱纹。老婆婆是安县人,今年已经88岁,在地震中腿被砸断。我心疼的看着老婆婆,她一直冲我甜甜的笑,一个老人特有的甜美。在旁边守护着她的是60多岁的女儿张秀真。

    地震发生时,天气很凉爽,张秀真在外面乘凉,老婆婆当时在屋檐下面,地震来了,房梁压倒了她。张秀真说,“当时她在下面叫哦,我就不停地挖,挖出来她说腿痛,我就背着她上镇子里面,走了两里山路哦!实在背不动了,路上好心人帮我背出去的。”

    “我的丈夫还没有找到,我的小女子(女儿)在外地上大学。这里就我一个人,她(老婆婆)每天都在叫疼。家里什么都没的了。”张秀真开始掉眼泪。

    对面床位的是映秀镇的幸存者李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地震时她还在逛集市,被压倒在下面了,开始还以为只是这个房子塌了,而不知道已经地震。“我在下面一直叫救命,我不能出事,我还有个两岁的小女子。”伤痕累累的李晨说。

    一位75岁的老人陪护着李晨。老人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只是说,开始的几天李晨没有人陪护,她是志愿者,一直陪着李晨。老人的眼神柔软而清澈,温柔地注视着李晨。

    我注意到,华西医院的一些病床边还没有陪护,他们的亲人还没有赶到或者他们的亲人已经不在。而此时,已经是18日的下午。

    刚进医院大门,便看到了医院贴在布告栏上的病人姓名布告,我感到特别心痛的是看到了上面记载了很多无名氏,无名氏1、无名氏2、无名氏3,一直到无名氏6。有两个披挂红缎带的女孩在为来寻亲的人“导寻”,原谅我发明“导寻”两字,它们是如此残酷。

    一个名叫晋良安的男子在急切寻找一个名字——李静。她是绵竹东汽中学高二四班的女生,地震之后,一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晋良安是李静父亲的朋友,在帮忙寻找被认为是失踪的李静。“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大家都不放弃希望,甚至希望那天他们的女儿逃了课。”他对我说,“李静父母在发动所有能够依靠的力量在寻找自己的女儿,非常辛苦,但是也非常失望,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

    晋良安留下了他的电话,希望我们或许能够帮助寻找。地震发生后,死者、伤者和生者都已经在一种急速的救援过程中分离了。

    成都理工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老师徐春娟听到一个同学说,有一对老年人华西医院地毯式地一张病床一张病床地查看有没有来自汶川的儿子,地毯式的寻找非常辛苦,随后边(便)萌发了做寻亲信息志愿者的想法。5月14日晚上萌发了这个念头,15日就到医院联系做寻亲志愿者。

    医院每天把病人名单贴出来,很多人挤在一块也不方便,她希望医院能够提供相应数据,她们志愿者可以为人直接寻亲。院方开始对此并不重视,但是15日当天徐春娟和她的学生们拿着自己的电脑录入病人信息同时为人“导寻”的做法引来了众多寻亲者。医院感到了这一行动的可行性,便更加主动地配合这些志愿者的工作。

    “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后方能够做些事情,”在华西医院寻亲现场一直忙碌的徐老师对我说,“电话查询,网络查询,对于一般农村的人或者现在紧急状态下的人来说,不是常用的手段,在医院里设有这样一个点,能够帮人直接电脑查询,就比较方便。”

    徐老师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与各组织各单位要来寻亲信息。“现在是拿信息的渠道是各显神通,这边有信息,那边有信息,不完整,有的是重复的。”她希望把自己在华西医院的寻亲流程或者模式能够被其他团队在其他所有收留地震伤者的医院复制,“如果每个点和医院数据同步更新,然后将数据汇总到一个总点,这样查询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这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把各个点的数据统一起来,凭徐老师的一己之力绝无可能,需要一个官方组织来把这些信息统一起来,然后找志愿者设点查询才最为有效。“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她说,“我们如果做到活着的人能够迅速找到自己的亲人,多找到一个亲人,那种感觉已经不能形容了。”

    徐老师的同事,成都理工大学教美术的一位女老师前些天一直在儿童中心救治孤儿昨天去了绵竹,她向我呼吁不要新闻视线在哪里,就把物资集中在哪里,“那是不对的,”她说,“新闻报道出来的地方堆了特别多的东西,但是很多其他地方更需要物资。”
   
    她的话再次让我思考如何能够做到救灾物资的零库存和合理地分配问题。这是类似丰田精益生产方面的课题,和寻亲信息的组织一样,在大难时刻,在千头万绪之际,这是个不小的难题。

2008年5月18日  下午6点    成都双流机场

邱灿:人,很伟大

    已经是下午6点,该往机场去了。我们预定的是晚上8点国航返京的飞机,但是到机场之前我们作为《汽车商业评论》的记者,专门对机场路两旁的4S店集群作了探视,我们想知道现在究竟汽车市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门可罗雀。这是对这个期间四川汽车市场最形象的写照。华晨汽车的4S店上有抗震救灾的大幅标语,而当地著名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建国汽车的各4S店门口,都树立了黑底白字的抗震救灾标语。奔驰汽车在成都名为仁孚的经销店在店里设立了一个募捐箱,号召来店车主主动募捐。

    成都这个西南地区重要的汽车市场,不知道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能否迅速复兴。

    同来成都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回去的飞机也晚点两个半小时。这样,我们将在整个成都双流机场停留3个半小时。整个候机过程中,小孙还在寻找一些合适的镜头,而贾可一直沉默不语。

    候机楼里,有不少的孩子被父母带着去旅游,叽叽喳喳的欢乐声音里包含的是他们家长的一片苦心。

    在双流机场,几乎每个人都与地震有关。在机场的吸烟室里,我遇到了此次地震灾区之行最后一个采访对象。他是来自北京的韩岳,奥迪车队的专业车手。刚刚参加了新疆环塔拉力赛,听说四川受灾了,他和另外两个车手分头赶到了成都,作为志愿者投入到一线抗险救灾的队伍中。他带来了环塔拉力赛所有的车队帐篷和应急米饭。

    “我母亲身体这两天不稳定,我不得不回去看看她,我两天没开机了。”韩岳说。他是江淮车队的志愿者,开着瑞鹰陪同新华社两个记者进入了映秀镇。

    他说:“这条线上余震很强烈,很多寻亲的人都被余震砸死在里面。我遇到几个女孩,从映秀准备走到茂县去。他们42个人,他们眼见着一座山变成两座山了,比较幸运的是他们扎营的那面山没事,而是山的那一面倒塌了。其实很多人进去就是送死,但是为了亲情,他们还是要进去。”

    韩岳不停地抽烟。“很多寻亲的人,他们带的物资顶多够两三天,根本就不够。很多志愿者在那劝,但是他们还是要进去。我在路上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大包,还拎着一箱水,有个志愿者看我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帮我抬水。我让他们把水拿走,他们特感动,我说其实是我背不动了。”

    在灾区的几天,韩岳提到了他见到的一个特别感动的场景。“16号,映秀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撤离了,还有十几个人死活不走。映秀小学的一个校长,三四天没睡觉,里面拉出来一个孩子,他就拉开尸袋看看,在本子上记录这是哪个学生,他就这样一直陪着。”

    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在韩岳队友王鹏的博客上找到了这样一段关于韩岳的信息。王鹏在5月17日写道:“我嘱咐他迅速给家里去个电话,家里好像有事情。我已经不断接到他老爸打来的电话。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是母亲病危!告诉我,他要马上赶回去,也许今天就动身,想想也是,如果不是来成都,恐怕他就应该在母亲的身边陪伴。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让我感动。”

    凌晨1点,我们回到北京。看着新建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才真实的感觉到,我离开了四川。

    在这个灯火辉煌的机场,出租车在有序地排队,来往的旅人行色匆匆,整个城市的秩序井然。而四川灾区,此时此刻,所有的秩序其实只有两个主题词字:地震与救灾。

    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我们的笔不能尽述我们在四川三天采访中所体验到的灾难,大自然导致的大祸比比皆是,我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难以动容。当你走回你自己原本的生活,你才能真实的感知,你曾走进了怎样一场灾难、走过了怎样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

    小孙说:“我跟家里打电话说去四川,我妈妈第一句话说,你是当志愿者吗?”而我回到北京告诉我母亲我去了四川时,母亲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这个,你去当志愿者了吗?

    两个母亲,一个场景。在奔赴四川之前,我们以为家人一定会拦住我们,而现在,大爱已经真实地包裹了小爱。

    任何一个人都受到了这种影响。我的同事刘杨在他的博客里这样记述:地震带来的所有的伤害最后都封存在那些亲历者的内心,而不是我们的内心。地震后的救援把这个过程拉的很长,我们其实是在看着别人受伤,无能为力。我想做的,是在伤口平复之后,看看能不能去具体提供什么帮助。而现在,我只能坚持写字,既然震区灾民都有勇气活下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沉溺痛苦之中呢?

    回来,同事问我,去了灾区有什么感想。

    我说:“人,很伟大。”

    小孙说:“我要换种活法。”

(值班编辑: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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